83.19%的女性和84.44%的男性承认自己在婚姻之外有亲密异性朋友。一个庞大的“亚偷情”群落正在形成，这是“发乎情，止乎性，外乎婚”的非典型情感关系。
亚偷情
与偷情者不同，亚偷情相关双方发乎情而止于性，类似于婚外密友。他们发生的是“无性外遇”。
调查：你有婚外密友吗？
83.19%的女性和84.44%的男性承认自己在婚姻之外有亲密异性朋友。而68.83%的女性和60.44%的男性表示，自己与婚外密友之间的状态是“无话不谈，包括隐私话题，但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亚偷情的边界在哪里？
以此类推，于是从性接触这个层面上看，从接吻这个标签“爱恋关系”的位置，到发生实质性性关系这个标签“偷情”的位置，中间的十几个过渡项，便构成了颜色深得有些发黑的亚偷情地带。
一个亚偷情的非典型样本
随着中国城市暧昧文化的兴起，亚偷情出现。与偷情者不同，亚偷情相关双方发乎情而止于性，类似于婚外密友。
亚偷情，发生在中国熟人社会解体之后，发生在中国人对婚姻关系和婚外男女关系的评价出现很大变化之后，发生在各种即时通讯交通工具拉近人与人距离之后——这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下，潜伏在人内心的情欲很难不被点燃。所以，有一种观点说，现在的社会难的不是偷情，而是能偷情却保持不偷的境界——亚偷情者貌似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们发生的是“无性外遇”。
这决不简单地是柏拉图式的精神出轨。在一个崇尚物质而不是精神的时代，和亚偷情分子过多的讨论精神话题，是一种奢侈。
隐秘流行
浸淫在城市暧昧文化中，许多人不自觉间成为亚偷情疑似分子。
阳光透进雕花木窗。赵忠显得惬意，这个53岁的机械工程师，在1年前遇见比自己小两岁的于丽后，养成了每周三下午喝咖啡的习惯。
见到记者时，于丽，这位受学生尊敬的大学教授，此刻如同初恋的少女。“偷情？那是年轻人的事情，我们这能算吗？不算，不算吧？”于丽说，“这样很好，与性无关，我们都可以轻松转身，回到自己的家里。”
没有性，但关系暧昧，在日常的婚姻结构之外，这种特殊的男女情感，悬浮于性与爱之间，在情感上呈现出一种亚状态。
于丽和赵忠只是冰山一角，在他们身后，一个庞大的“亚偷情”群落正在形成，“发乎情，止乎性，外乎婚”的非典型情感关系，正以潜伏的姿态，在城市人群中心照不宣地暗自涌动。
这种情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或将影响到社会群体情感评价和婚姻结构认知。
处处亚偷情
享受着亚偷情深度精神快感的人还有很多。如今，当传统卫道士还在大声疾呼“偷情可耻”的时候，事情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身边，悄悄潜藏着一个婚外密友，让那些卫道士犯难的是，一切发乎情，却止于性——这还是可耻的行为吗？
《新世纪周刊》刚刚联合新浪网做的专项调查显示，64.42%的女性和74.67%的男性承认，在周围朋友、同事的身上看到过亚偷情的“婚外密友”， 83.19%的女性和84.44%的男性承认自己在婚姻之外有亲密异性朋友。而68.83%的女性和60.44%的男性表示，自己与婚外密友之间的状态是“无话不谈，包括隐私话题，但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25岁的梅倩是南京市一家医院的护士，丈夫是名海员，每年出海两趟，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梅倩“根本没有结婚的感觉，常常是单身一个人”。
梅倩所在的病区，有一位名叫张海的医生，38岁，1米80的身高，为人幽默风趣，经常逗得梅倩哈哈大笑，两人还经常打闹。日子一久，两人自然有了一些亲昵的表示，单独外出跳舞，唱卡拉OK，或在公园散步，偶然也会轻轻地“Kiss 一下”。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到那最后一步——做爱。两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彼此依恋、又不“越轨”的暧昧关系。
“我并不想结束自己的婚姻，和张海现在这样，只是想得到婚姻里缺失的感觉。”梅倩说。而在张海看来，“自己现有的家庭还是幸福的，妻子很好，儿子也很听话，和梅倩在一起，是因为谈得来，投缘。要知道，有些话，妻子不爱听，我也不便讲，却可以与梅倩说，包括工作的烦恼，生活的难言之隐等等”。
在《新世纪周刊》与新浪网做的调查中，面对“为什么要和婚外密友保持亚偷情关系”这一问题时，49.07%的男性回答：“婚姻幸福，但想寻求更丰富的情感生活。”给出同样答案的女性略低一些，为43.28%。另有21.32%的女性表示，“婚姻不幸福，为了弥补情感生活的不足”，无奈出轨，但是又不愿背负过多的道德负罪感，所以坚持将亚偷情的底线划在性关系之上。
N种方式的暧昧
在亚偷情的方程式中，等号右边写着“亚偷情”，这是结果，而在等号的左边，却是N个项的N个排列方式。
MSN、QQ、E-MAIL、论坛或者博客，这些项或单独作用，或组合发威，让亚偷情的男女如鱼得水。
“今天无意中看到了老公的QQ聊天记录。我非常生气。”天涯网网友“小粥养生”说。在那份她老公和“所谓的初恋女友”的聊天记录中，“小粥养生”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出轨迹象”，但是一条条极度暧昧的语句还是让她感到愤怒。
“那个女的可能遇到麻烦了，我老公就跟她说，‘现在本该我去安慰你的时候，要是我单身，我就陪你去爬长城、逛故宫，旅游散心。’还发了一些有些色情的笑话逗她。”
“我每次聊完QQ，都会将自动生成在电脑C盘里的聊天记录删除，用MSN聊天更方便些，只要最初设置一下，便再也不会留下任何聊天痕迹，很安全。”陈勇贵显得很得意，他说，这是做一名亚偷情分子的必备武功，“否则就等着鸡犬不宁吧。”与“小粥养生”的老公一样，陈勇贵也有一个婚外密友，也有一段情意绵长的无性外遇。
陈勇贵亚偷情的对象是自己的一位画友。他们同为一家私人漫画社的注册会员，经常一起参加漫画社的户外采风、写生等活动。更多的时候，他们通过网络交流。“我们都很会搞怪，常常同时开着几个QQ和MSN，与对方聊，不同的号码说着不同风格的不同领域的话题 ，很有趣。”陈勇贵说，“很多话都是限制级的，18岁以下人士是看不得的，老实说，我们是在利用文字意淫，能获得很特殊的快感。”
“想起家庭，多少会为这样的关系产生一些矛盾感，但是守住了性的底线，我们心里踏实很多，没有特别强烈的道德焦虑感。”
张浩和尤微微的亚偷情比较特别，他们甚至没有见过面，但是在网络上，彼此俨然已是夫妻。张浩28岁，东莞人，一直热衷写私人博客，一次偶然的机会，29岁的唐山人尤微微看到了他的博客，立刻被他漂亮的文采和跳跃的思想折服。尤微微开始不停的在张浩的博客上留言，仔细回应着张浩的每一篇帖子。而张浩很快也发现，这个经常给自己的博客发送隐秘小纸条的女孩不同寻常，“会思考，细心，还很风趣”。半年的博客交流，张浩终于提出，想娶尤微微为妻，这让尤微微感到吃惊：“开玩笑吧，咱们还没有见过面呢。你在东莞，我在唐山，相距千里，怎么结婚？”
“到虚拟社区啊！”张浩一语惊醒梦中人，尤微微这时才想起来，可以在网上的虚拟社区结婚登记，过虚拟的夫妻生活。“但是这样好吗?我可是有老公的啊。”起初尤微微有些犹豫。张浩说：“怕什么，是假的嘛！”
就这样，两人成了网络虚拟社区的夫妻。而这些，他们各自的另一半并不知情，“不能告诉老婆，要不然就惨了”。而尤微微更是紧张：“再怎么说，这是一种出轨吧，老公知道了，要出人命的。”
基于种种考虑，亚偷情分子们往往不愿对自己的婚姻伴侣吐露真情。《新世纪周刊》联合新浪网的调查中显示，49.22%的女性亚偷情分子会感到有点道德焦虑感，更有62.03%的女性永远不想让婚姻伴侣知道有一个亚偷情的亲密异性朋友。
女性亚偷情分子中，24.42%的人觉得亚偷情“好像没有什么太不道德的”，16.6%的女性打算“可能在适当的时候会让对方知道自己亚偷情”。另外有12.99%的女性觉得“这样做太正常了”，10.81%的人“很想婚姻伴侣知道，并发展为共同朋友”。
与女性不一样，对于男性亚偷情分子而言，感到“有点道德焦虑感的”占34.11%，“好像没有什么太不道德的”占30.37%，“这样做太正常了”占21.03%，感到“无所谓的”占了11.68%，而认为“非常不道德的”仅仅为2.8%。
男性期望在亚偷情中获取更多接近于性的情感满足，所以也就认为自己的亚偷情行为“见不得光”。在调查中，71.76% 的男性亚偷情分子永远不想让爱人知道自己有一个亲密异性朋友的存在，10.19%的人表示可能在适当的时候会让对方知道，只有8.8%的人表示“很想让对方知道，并发展为共同朋友”。
“别处”的风景
酒吧、KTV、茶社、办公室，甚至另一座城市，这些对于婚姻结构的“家”而言的“别处”，正是亚偷情暗流涌动的地方。
张笑有几个不同的亚偷情对象，在不同的酒吧里。“每一个酒吧就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狂欢的氛围、放纵的氛围，我会有所区分。”这个31岁的美术总监，在上海这座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享受错乱和变化的快乐。
“白天在公司，我是一个严肃的人，下了班，进了酒吧，那就是另一个我，自由的我。”她说，“我们约定，只在酒吧里见面，出了酒吧，不打电话，不发短信，不上网聊天。酒吧里，是我们暧昧的天堂，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当然除了做爱。”
也有与张笑相反的人，吴越刚便是如此，“我的一切暧昧，只在办公室里，只在网络上”。他说。在公司里，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男的，彼此之间经常在网络上胡侃神聊，“突然有一天，他对吴越刚说，我觉得你很性感，我想和你ML（做爱）。这把我吓坏了，这才知道他是个‘玻璃’，我本人性取向很正常，但是，在网上，我还是乐意和他‘断臂’一下，纯粹好玩，也或许，是潜意识里人的某种疯狂吧”。
吴越刚说，他们之间严格约定，只将一切限制在网络上，限制在办公室内，“因为上班时很无聊”。事实上，吴越刚和那个“他”仅隔着一张办公桌席位，但是从不起身说话，即便起身面对面说话，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哪怕上一刻刚刚在网上用文字“断臂”。
而另外一些人，则将亚偷情的战场开辟在另一座城市。周立是一名公司采购员，经常出差，常常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闲着无事，就会找当地接洽的公司员工一起吃饭或者喝茶。“交往多了，就有了几个特别好的异性朋友，彼此之间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他说，在那几座城市，他不会感到孤单，出差在那，和那几位异性密友聊天、玩耍，很开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坚决不触性，否则可能会很麻烦。说实话，如果需要性，可以找个小姐，纯粹的生理满足一下”。
宣泄和蔓延路径
虽然与真正的偷情相比，亚偷情分子没有特别强烈的道德焦虑感，但是因为既有的婚姻，来自内心深处的微妙的矛盾感和挣扎感还是有的。所以他们需要宣泄，需要得到来自别人的解释，他们期望，这种解释缓解自己的矛盾和挣扎感。众多的午夜情感节目，实际上成为亚偷情者宣泄的一种路径。
一位长期从事夜间情感对话节目的电台主持人说，经常接到那样的电话，说自己情感上背叛了另一半，但是把持住了最后性的关卡。“这其中有一些中年人，多是在‘文革’的时候结婚，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所以找一个农村地区出生成分好的人结婚。这样的家庭，双方精神上过不到一块去，层次就相差很多，但离婚觉得不是很好，在外面找一个第三者又对不起伴侣，这个时候就想找一个有精神寄托的对象倾诉。双方会无话不谈，互相间的关系比朋友更亲密一些，比爱人又少一些。特别对女性来说，总喜欢找一个年纪比自己大、比自己深层次的人谈心，这个人，最好是一个男的。”
其他的宣泄路径还有网络，论坛发贴，或者博客写作，以及和杂志编辑倾诉，此外，现实中的心理医生也是他们寻求的路径之一。
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路径的宣泄，事实上又造成了亚偷情文化的潜伏式蔓延，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亚文化，渲染和影响着一批人。
（因涉隐私，当事人名字系化名）
你有婚外密友吗？
对于“婚外密友”这样一种现象，你在你周围的朋友、同事身上看到或听到过吗？
选项比例
看到过 74.67%
没有看见，但听说过 21.33%
听都没听过 4%
你在婚姻之外有亲密异性朋友吗？
选项比例
有 84.44%
没有，但想有 11.11%
没有，且不想有 4.44%
如果有，你们目前的状态是：
选项比例
无话不谈，包括隐私话题，但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60.44%
发生过性关系 39.56%
你们维持这种状态多长时间了？
选项比例
一年或几年 70.65%
一个月或几个月 27.36%
几天 1.99%
你这样做的原因是：
选项比例
婚姻幸福，但想寻求更丰富的情感生活 49.07%
婚姻不幸福，为了弥补情感生活的不足 22.9%
以上都不是 28.04%
你觉得你这样做是：
选项比例
有点道德焦虑感 34.11%
好像没有什么太不道德的 30.37%
这样做太正常了 21.03%
无所谓 11.68%
非常不道德的 2.8%
你会让你的爱人知道这样一个亲密异性朋友的存在吗？
选项比例
永远不让对方知道 71.76%
可能在适当时候会让对方知道 10.19%
对方知不知道无所谓 9.26%
很想让对方知道，并发展为共同朋友 8.8%
如果你的爱人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亲密异性朋友的存在，你的态度会是：
选项比例
继续与亲密朋友保持联系，向爱人解释，求得理解 42.33%
继续与亲密朋友保持联系，向爱人说谎 32.56%
立即断绝与亲密朋友的联系，向爱人道歉 18.14%
与爱人谈判，要么允许我这么做，要么离婚 6.98%
亚偷情：模糊的边界
两个人的感情很亲密，而对方的家庭关系又维系得很好，对爱人的感情也很真实，这种情况不能简单断言是不道德的
“最爱的人总在婚后出现”，这是许多亚偷情分子的感慨。
当一个婚姻中人，突然在婚外发现令自己心动的人，就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与她/他擦肩而过，忍住内心的不甘；要么，和这个人发展出一段恋情。
在中国人对于婚姻关系的评价和对婚外男女关系的评价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似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他们保持着适当的理性去与婚外密友惺惺相惜。
李致远（化名）和小慧（化名）的爱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下午，李致远正趴在图书馆的桌上查阅一本馆藏书。一个女孩走过来坐在他身边的座位上。他无意间发现这个女孩在大冬天竟然光着脚，皮肤白皙，穿着一双淡紫色的高跟鞋。他开始打量她。然后，他借故和她说话，并在离开时要了她的电话号码。
晚上，他给她发了第一条大胆的短信：你真的很漂亮。“后来，小慧告诉我，她收到短信的时候，大笑，并把这条短信给她老公看。她老公说，这小子可真大胆，不错！有魄力！”
接触多了，一个下雨天，李致远吻了小慧。后来见面时，李致远曾经向小慧提出，如果她愿意，他们可以做更亲密的事，但小慧拒绝了。
“我们这算是偷情吗？”李致远不知道该如何界定他和小慧的这种亲密关系。
亚偷情的界限
偷情，自古以来，就是一顶不道德的帽子。古时候，人们把这种行为叫做通奸。对通奸者的惩罚，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下，都是极其严酷的，尤其对于女性。长期以来，对于偷情这个概念，人们已达成普遍共识，核心是“性”。但“性”又是什么？
显然，小慧并不把拥抱、亲吻之类的亲密举动视作两性关系的实质之变，因此，她可以容忍这些。小慧曾经对李致远说，以他们目前的状况，她还可以面对老公，而一旦发生了关系，便不会觉得坦然了。事实上，小慧把性理解为只能和自己老公发生的，只要把持住这个界限，那么她就不会有太大的道德焦虑感，因为她在这个层面上，保持了对丈夫的忠贞。
小慧是70年代出生的女性，这一代女性对性的理解是什么呢？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所副所长黄盈盈博士，两年前曾经就“性”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对几十位70年代出生的女性做过一次调查。访谈中发现，在两性身体接触方面，与性有关的内容，由浅入深依次是：拉手、依偎、直接触摸臂和腿、隔衣触摸乳房、接吻、深度接吻，近20项，直至发生实质性性关系。
尽管对于什么是‘性’，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理解，但所有的女性都认同‘最后一项’是‘性’。”黄盈盈说，“而对于身体方面的其他任何接触，并没有得到所有女性的认同。”
由此，许多人认为，只要不超越最后的界限，偷情便不会成立，因为实质性的变化还没有发生。
对性的理解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人们对于亚偷情界限的确定。亚偷情是一个颜色渐次变深的彩色光谱。颜色深到什么程度仍然算做“亚”，似乎可以用偷情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发生了实质性性关系，正如小慧理解的那样。然而，“亚”的暧昧色彩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博士丁建略认为，古今中外，都会对爱恋关系赋予一个明确的性接触标签，“这是因为性接触可以判别男女关系的性质”。而对于什么样的男女关系贴上什么样的性接触标签，这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古代，这个标签是牵手。”丁建略说，这叫私定终身，牵手总是发生在恋人之间，一般男女关系之间要保持“授受不亲”。因此，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下来，一位贞洁女子，因被男人触碰了胳膊，而自断手臂。牵手，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而在当下的中国，丁建略通过大量访谈发现，多数人认为接吻是确定爱恋关系的标签。“多数的被访者都认为，发展到接吻如果还不算恋爱，那么，那个人一定是在‘玩’，不是认真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接吻不能确定恋爱关系，只能说明他们的关系比较亲密了，做爱了才算确定恋爱关系；如果做爱了还不算恋爱关系，那么只能说明是逢场作戏了。”
从古代人的牵手到现代人的接吻，爱恋关系的性接触标签提高了。“这意味着男女之间的拥抱已经不作为性接触来对待了，而被人们认为是表示亲密；但是，它的确又是性接触，因为男人都不愿意别人抱自己的老婆。”丁建略说，“于是，牵手、拥抱成了介于表示亲密和性接触的模糊地带，这导致了很多社会现象，比如暧昧。”
以此类推，于是从性接触这个层面上看，从接吻这个标签“爱恋关系”的位置，到发生实质性性关系这个标签“偷情”的位置，中间的十几个过渡项，便构成了颜色深得有些发黑的亚偷情地带。
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情况越发复杂化了。近年来，“网恋”、“网婚”、“网上激情”成为一些赶时髦的人追捧的新事物。那么，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偷情和亚偷情的概念还成立吗？如果成立，它们的界限又在哪里？网上性行为是否也像现实性行为一样，被认为是两性关系的实质之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绥铭认为，到目前为止，所谓互联网之性，仍然要依靠主体的自慰，才能最终达到性高潮。“无论是看黄还是裸聊，如果自己或者双方不进行自慰，”他说，“那么所谓的‘数字化的性’仍然仅仅是一种针对主体或者双方的外来的心理刺激，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人际性行为相去甚远。”
黄盈盈博士的研究也表明，在70年代女性对性概念的理解中，两个人之间的实体的身体接触是最典型的性的内容，想象的两个人之间的发生的性行为虽也属于性范畴，但与自慰在同一个层次上。
这也就是说，一般地，人们不会因为自己或自己的配偶在网络上与其他人发生“网上激情”而认为这是在偷情。然而结合具体的关系情境，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博士丁建略认为，如果双方不认识，也不想认识，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自慰；但如果双方认识，或者渴望认识，期待现实中的接触，那性质就变了，变成不忠了。“因为这个时候，虚拟的性行为会促进现实中性接触的程度。如果在虚拟世界中达到了做爱，那么在现实中，拥抱接吻就可以自然发生了。”
因此，虚拟世界的性接触，要考虑到其转化为现实中性接触的可能性，才能判断此人是否具有偷情意图或亚偷情意图。至于界限，也最终要以现实中的性接触程度来判断。
当然，以性接触程度来界定的这个亚偷情地带，只是依据现有研究的一种推论，不可能得到每个人的认同。如果一个妻子/丈夫，根本不能容忍对方精神上的出轨，那么，何谈性接触？即便可以容忍对方精神上的出轨、适当的性接触，那么，对于性接触又可以忍受到什么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
因此，亚偷情的界限在哪里，直接取决于亚偷情者的妻子/丈夫的容忍度，以及夫妻间的协商。比如有一派女性主义者，他们主张在夫妻间签订家庭协议，大意是你不要干涉我去婚姻之外寻找伴侣，我也不干涉你。如此一来，婚姻的传统涵义就不复存在了，偷情的概念从根本上被颠覆，更何况亚偷情。
婚姻没有成为亚偷情的樊篱
一位叫刘爱民的心理医生说，外遇，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在婚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亲密关系而移情向外的。这是被动原因。主动原因则关系到当事人对“足够”一词的理解。显然，“足够”是一个主体体验色彩很浓的词。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足够”的容量可能相同吗？追求“足够”的过程可能有止境吗？
从本刊的调查中看，很多人并不是因为婚内不幸福才去亚偷情的。
事实上，偷情和亚偷情的欲望基础是一样的，往往都根植于人类对亲密的渴求，而且这种渴求往往都是没有止境的。当然，每个人对爱情、情欲的需求也有着天生的不同。有的人欲望不强，而有的人则具有泛情特质，容易被情感卷入。
心理医生李子勋在描述偷情时曾说，人需要从浪漫的关系幻想中获得面对现实的精神动力以及安全感、被接纳感、自我认同感，不让人去幻想几乎不可能。没有人可以用理性去控制内心的欲望，去禁止情欲在非现实领域与可心的人演绎爱情。女人做不到，男人更不行！因此，偷情并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有关人性与人对自己有多了解的问题。而那些为自己创建一些原因、让偷情行为合理化的当事人，不过是在进行一种自我的道德游戏。
李子勋对偷情行为的心理学描述做过一个总结，因为亚偷情与偷情在情欲基础上的同源性，这个总结也同样适用于亚偷情：它有时像是人的一种内在情感历程，一种为了情爱的成熟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叛逆；有时像一种精神自慰，情人的追求暗示自己还可爱，主动的追求暗示自己还年轻——自恋；有时可能是无意识在完成早年压抑的情结，为了消除内心的痛苦纠结，来不及考虑到责任与道德——恋父恋母；有时看起来像是寻找一种心理平衡，出轨的后果是让人可以在乏味的婚姻中坚持下来——补偿心理；有时只是为了反叛自己，在妻子/丈夫面前传统保守，在情人面前放浪形骸——妓女情结。
但李子勋个人觉得，更多的偷情产生于一种博爱的心怀，偷情里夹杂着一种珍惜、怜爱、欣赏的意味。“当一个人的情爱真正成熟的时候，他/她有能力爱天下所有的人或接受所有人的爱，这是爱的无畏。”但“博爱是人性的优点，也是人性的弱点”。
谈到精神出轨、身体出轨，亚偷情、偷情，道德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词。这也是为什么涉足以上活动的人心里总逃不过些许道德焦虑感的原因，尽管他们可以有千百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婚姻不够幸福的李致远曾经以为他不会因为爱着小慧而对妻子产生负罪感。“因为我对她和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但我觉得自己这么做是道德的，甚至是高尚的。然而,当我发现自己的付出在她那里得不到珍惜，必然会产生失落感。”他说，“既然她不珍惜我和这个家庭，那我也没有必要负责任。”然而，当他爱上小慧，再面对自己的妻子，仍然“觉得她很可怜”。
“不过，”李致远试图理清自己混作一团的思绪，“也许没有小慧的出现，我也不会像现在过得这样安心，毕竟小慧已经成了我的心灵寄托，一种面对妻子的愧疚感让我觉得这样的难熬日子暂时还可以过下去。”
比起面对妻子的愧疚感，李致远对于那个未曾谋面的小慧丈夫，愧疚感却不怎么强烈。“我虽然很希望小慧身边的那个人是我，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能力给小慧的丈夫所能给她的生活幸福。他们的感情很好，生活也很美满。我不想破坏小慧的幸福生活。”有时候，他听到小慧和她老公吵架的消息，心里的感觉很奇妙，有一点点幸灾乐祸，也有一点点不安，但最后，他常常能站在小慧丈夫的立场上，劝说小慧谅解她的丈夫，“因为我不希望她的生活不安定”。
李致远这样做，道德，抑或不道德？亚偷情的道德界限在哪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希仁认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别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伦理讲的是关系，道德讲的是行为品质。人家没有离婚，伦理关系还是维系着，伦理关系是客观的，并不以双方的感情为转移。”他说，“这也就是说，夫妻感情虽然破裂了，但是伦理关系还存在，还是夫妻关系，还是法律所保护的。伦理关系是法律和道德两个力量维系的。”
宋希仁认为，对于偷情者，即便这个人不想破坏对方的家庭、使对方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形式上仍保持完整，“这仅仅是没有暴露而已，实际上已经破坏了，因为对方对家庭的感情已经不真实了”。但是对于亚偷情者，如果两个人的感情很亲密，而对方的家庭关系又维系得很好，对爱人的感情也很真实、很好，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也不能说这是不道德的。
李子勋说，情欲似水，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容器去装载，人对道德的意识就是这样的一个容器。当容器足够大，任何形式的情爱都可以是美丽的花；当容器不够大的时候，情爱的溢出虽不道德但却也必然。
婚姻、爱情和性的分离
李致远也曾想过对婚姻忠诚的问题。“其实在爱情和婚姻的忠诚上，我选择对爱情的忠诚，如果对婚姻的忠诚会对爱情不忠诚，那么我宁愿抛弃对婚姻的忠诚。”他说。
在一个现实的婚姻困境中，李致远这样的人在观念上把爱情、性与婚姻分离了。他把爱情和性基本上从婚姻中抽离出来，婚姻在现实中仅剩下一个空壳。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爱情和性远没有与婚姻平起平坐。因此，他此时面临着内心道德焦虑感的折磨，彼时极有可能要面对社会的指责。
从整个社会大环境上看，当下中国人对爱情、性和婚姻三者关系，已经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潘绥铭在剖析中国“性”革命时说，“五四”以后，“浪漫爱情”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到了1980年，《婚姻法》把离婚标准规定为“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这是浪漫爱情对于夫妻恩爱的首次超越”。于是，爱情的价值也就超越了婚姻。
而对于性，潘绥铭认为，当前的性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性的唯婚内论”。“可是这主要地并不是因为性的强大，而是因为婚姻的脆化与沙化削弱了自己的堤防。”
关于性和爱情，他在20世纪末的调查显示，倾向于信仰“情爱”而贬斥“性爱”的人仍占调查总数的93.2％，是所有13个性观念问题中回答最一面倒的。
虽然20多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上，潘绥铭认为“性的地位在上升，作用在加大”，但是黄盈盈博士强调，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婚姻对于爱和性的作用根深蒂固，仍占据着社会的主流位置，性对于婚姻、爱的正面意义依然不为社会所倡导。
“在这样一种话语之中，性只是作为婚姻所许可的实践而被动地存在着，本身并不具有促发爱、激活婚姻的作用。”黄盈盈说，“而缺少性的浪漫之爱也会随着时间以及柴米油盐的生活而淡化，因此，性感的性也只能到婚姻之外去追寻。”但可想而之，这种追寻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担。于是，亚偷情者的道德焦虑便可以在中国“性”革命的背景下，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陌生人社会，虚拟世界
图书馆一别后，李致远曾几次以各种借口约小慧见面，小慧都没有同意，但他们仍通过手机短信、网上聊天工具保持着联系。
如果，图书馆偶遇事件发生在30年前，他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也许，李致远根本就不会奢望继续和小慧保持联系；即使有愿望，也没有勇气；即便有勇气，也只是书信联系；而一旦事情暴露，他们将接受组织的谈话和教育。最后，一个巨大的A字将会被周围人尖锐的目光雕刻在他们的衣服上，永远摆脱不去。
时代发展到今天，现实的土壤早已发生改变。首先，熟人社会解体，熟人组成的监督体系自动崩溃，两个亚偷情分子即使明目张胆地走在大街上，也可以无所顾忌，因为能遇到熟人的概率很小，遇到婚内配偶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除非被其跟踪。另外，随着人们对男女关系的评价发生改变，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要接触太多的异性，所以一男一女在一起，即使被各自的配偶遇见，若没有现行的亲昵行为，也很容易找理由搪塞过去。
潘绥铭在论述当前中国“性”革命的基础时，曾经谈了1980年以来“性”革命三方面的社会背景：单位制度的瓦解＋传统信仰的消失=社会控制放松；人口横纵向流动＋居住方式变化=“陌生人社会”形成；私人空间的独立与扩大＋“文化反哺”=个性再次张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的个性再一次得到了发扬光大，出现了‘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大解放。”
但同时，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人们婚姻、爱情，以及性观念的改变，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一个反映是离婚率的上升。统计数据显示，除了1983、1998和2002年以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0年。而据中国民政部2007年5月发布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6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91.3万对，比上年增加12.8万对，粗离婚率为1.46‰, 比上年增加0.09个千分点。
而在离婚率上升的种种原因中，婚外情已显现出极大的杀伤力。上海离婚法律咨询网最新一项统计表明，婚外情已经成为影响上海夫妻感情的头号“杀手”，由于这一原因导致离婚的比率已占到整个离婚原因的六成以上。据统计，因为婚外情的激增，在过去20年，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
在一些因婚外情导致婚姻解体的家庭中，无辜一方总是痛心疾首地抱怨：怎么没有早发现？事实上，现在早已告别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和“鸿雁传书”的时代，无线通讯和互联网作为现代通讯工具，为人类的情感沟通提供了便利。而这些通讯工具具有极大隐匿性，它保护了个人隐私，同时也蒙住了配偶的眼睛。
因此，婚姻之外的任何一种情爱之花，都有可能在无线通讯和互联网上娇艳地绽放，包括亚偷情。
亚偷情状态的边界考量
对几位已婚男性的调查发现，他们普遍的想法是，有爱就渴望有性。
那么，女性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黄盈盈博士在她对70年代女性的访谈中，设计了一些问题，以了解女性认为男女在性方面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她们认为，男女对于性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一个女性就曾经这样表述：男性可能会认为性是不可缺少的，两个人有感情，也还要有性。或者男人可能会认为没有爱情，也可以有性。而女性也会认为性是很重要的，但没有男人看得那么重。
“在女性的想象中，男女对于性的不同理解首先表现为感情的卷入程度上。”黄盈盈总结。因此在亲密关系上，女性最倚重的是感情，而不是性。也就是说，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所寻求的，更多是情感寄托，而不是性带来的激情。甚至，黄盈盈发现，有些女性用“世俗”与“神圣”来区分男性之性的生理性与女性之性的情感性。
由此可以说明，在亚偷情这种亲密关系中，守卫边界的人，常常是女性。
对于男性而言，虽然他们在爱情中渴望性，但如果是婚姻中人，他们认为，这个愿望实现的前提必须是安全。“安全不是指双方，尤其是女方身体上的安全，而是指双方的家庭安全。”一位男士说。
在亲密关系中，如果守卫边界的是男性，那么他们更多地是出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与回报的考量。如果双方地位不平等，他们则会愈加重视这种计算。
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赵燕芬说，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女性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增强，她们会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在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身上。而这些女性的感情轨迹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仰慕到爱恋，到不计名分地与他生活在一起，再到希望他离婚，她总是有进一步的想法。而女人一旦有非分之想，男人就想退缩。因为离婚的风险太大，而结婚的成本又太高。而且即便真的离婚和结婚，结果又怎样呢？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离婚再婚人士感觉生活得不幸福，“原因是激情的保鲜期太短，仍旧回到平常的生活状态中”。
因此，一些理智的男性往往会选择在跨越边界上保持谨慎。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陶春芳评价说，这样理智的计算，可能是怕担责任，但怕担责任其实是负责任，“看透了生活，就不乱来”。
亚偷情考
只有当女性能够具备独立选择权利时，她们才能选择让这种感情稳定地停留在对婚姻的威胁之外
偷情是一个古老的词，大意指已婚人士在婚姻之外又结新欢，并发生了婚外性关系。其历史，大概和婚姻的产生一样长。偷情绝非一个好词，加了一个“亚”字也没能纠正它的贬义，有史可考的记录，从来没有“亚偷情”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发乎情，止乎性”的关系，更多时候被掩盖在其他好词汇之中，如“红颜知己”。
一位婚姻问题专家，郑重其事地告诫说千万别用这个词，因为这可能会使人们对这种关系产生歧义，那么，借用一下其他流行的词汇，比如“暧昧关系”、“办公室夫妻”，所指似乎不如原词，而用“知己”之类的词汇，所指已非原意。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范畴里，男性所拥有的社交空间远远大于女性，而对女性，则即使是深闭燕子楼，仍然有被讽刺为“失德”的可能。因此，男性可以有“红颜知己”，而女性却没有相应的“蓝颜知己”一词，以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而言，今天的所谓“亚偷情”在古代已经完全可以坐实罪名沉塘，因为在中国，对“情”的限制远远比对“性”的声讨更严重。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所的陶春芳，在上世纪60年代前往农村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时，发现了一个令她吃惊不已的现象，她发现农村对婚外性的纵容远远超乎她的想象，村里人对谁和谁有出轨行为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婚男女的正常谈恋爱受到巨大的阻碍，在没有媒妁之言之前，未婚男女的正常接触，比如见面、共同上街等，会被千夫所指。
因此，在大量的逸闻小说中，中国古代女性（只限于未婚、孀居或者自由职业，比如歌姬）如果对某位已婚男性倾慕已久，所采取的行动必然是“自荐枕席”，而且第二天定然要远遁江湖甚至出家，以保全那莫须有的“名节”。而他们究竟何时完成了感情的交流，则笔者完全不交待，想必女主人公都有红拂那样的识人本领。
这种情况，到了女性开始拥有和主持社交的时候，便有了根本的改变，所谓蓝颜知己，大概在民国才有可能实现，而能充当这种传奇的男主角，大概都是才子，比如徐志摩、金岳霖之类苦恋已婚女士的男子。
发明“亚偷情”这个词的是一位女性，她因为自己这种可能出轨的感情而苦恼不已，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对感情和婚姻负责的人，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感情，她深为自己是否已经惊动了“道德”二字而烦恼，因而向众人求教。而一位评论者认为，如果这位女士不那么自立和清醒，则那个“亚”字可能早已经不见了。女性如果没有自主权利和自由选择的环境，则这一状态很难实现。
“亚偷情”一词的出现，被人们认为与今天人们的感情需求提高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对感情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只要条件允许，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更美好的感情”。陶春芳说。而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历史与婚姻的郭松义先生，偶尔在著作里提到了现代人感情需求增多的原因：知识经济以脑力劳动为主，人们体力劳动时间大大减少；相应地闲暇时间增多，对感情的质量要求和丰富性都提高。 |
